紫砂壺鼻祖供春真有其人嗎

 紫砂壺鼻祖供春真有其人嗎

供春，約為明正德、嘉靖（1506-1566）間創制紫砂壺高手。江蘇宜興人。被尊為紫砂壺鼻祖，是茗壺古籍記載中第一個留有名字的紫砂藝人。供春本為明代宜興籍進士、四川參政吳仕（字克學，號拳石，別號頤山）的書童，吳仕未獲功名前曾帶供春在宜興湖滏山寺中讀書。供春是在飲茶方式由煮茶到泡茶的變化之際，受當時文人雅士飲茶風尚尤其是吳仕的影響及背景下，學仿寺僧制壺，並吸取當地陶工製作缸甕所用的成型法，使用內模創制了紫砂茗壺，使紫砂壺得以發揚光大。吳梅鼎在《陽羨茗壺賦》中贊供春壺雲：“脫手則光能照面，出冶則資比凝銅。彼新奇兮萬變，師造化兮元功，信陶壺之鼻祖，亦天下之良工。”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稱供春壺：“今傳世者，栗色暗暗，如古金鐵，敦龐周正，允稱神明垂則矣！”陳維崧《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並系以詩》中首句曰：“宜壺作者推龔春”。吳省欽的《論瓷絕句》則說：“宜興妙手數龔春”。清康熙•徐喈鳳《重修宜興縣誌》載：“供春制茶壺款式不一，雖屬瓷器，海內珍之，用以盛茶不失元味，故名公巨卿、高人墨士恒不惜重價購之。”可見，歷代文人對供春及供春壺評價極高，而供春壺則是明代後期以來的幾百年裡人們追求的珍寶。“然以龔壺之價重，仿造者必眾矣！”（《陽羨砂壺圖考》語）由此，對供春壺及供春的爭議也有來以久，且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從目前而言，我們有必要根據現已瞭解的文獻史料重新探究和認識供春其人其壺。

 

 

 

一、供春是否有其人？

 

最早提到供春的古籍文獻是明許次紓（1549-1604）的《茶疏》，撰于明萬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其在“甌注”條載：“往時龔春茶壺，近日時彬所制，大為時人寶惜，蓋皆以粗砂制之，正取砂無土氣耳。“以及明袁宏道(1568-1610))的隨筆《時尚》篇，約撰于明萬曆二十六年(1598)至二十八年(1600)，其雲：“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，然皆吳人。瓦瓶如龔春、時大彬，價至二、三幹錢，龔春尤稱難得，黃質而膩，光華若玉。”

 

最早較詳論述供春的古籍文獻主要是三部（篇），一是明周高起（約1599-1645）的《陽羨茗壺系》，其在“正始”中載：“供春，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。頤山讀書金沙寺中，供春於給役之暇，竊仿老僧心匠，亦淘細土摶胚。茶匙穴中，指掠內外，指螺文隱起可按。胎必累按，故腹半尚現節腠，視以辨真。今傳世者，栗色暗暗，如古金鐵，敦龐周正，允稱神明垂則矣！世以其孫龔姓，亦書為龔春。人皆證為龔，予于吳冏卿家見時大彬所仿，則刻供春二字，足折聚訟雲。…時大彬，……初自仿供春得手”；二是明周容(1619-1679)的《宜興甆壺記》，其記：“大朝山老僧傳供春。供春者，吳氏小史也，至時大彬最著。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為之；供春更斫木為模；時悟其法則又棄模。……工日：‘僧草創，供春取華於土，發聲光尚已一’；三是清吳梅鼎(1631-1700)的《陽羨茗壺賦》，其雲：“余從祖拳石公，讀書南山，攜一童子名供春，見土人以泥為缶，即澄其泥以為壺，極古秀可愛，世所稱供春壺是也。嗣是時子大彬師之，……爰有供春，侍我從祖。在髫齡而穎異，寓目成能。借小伎以娛閑，因心挈矩。過土人之陶穴，變瓦甒以為壺。”

 

懷疑供春制壺的，較早應是《陽羨砂壺圖考》（刊於1937年）的作者（李景康、張虹合編），其在“雅流”中說：“然供春僅一家童，能作樹癭仿古諸式，款識‘供春’二字亦書鐵線小篆，倘非頤山研求式樣，代為署款，恐難臻此。”後主要如原臺灣國史館纂修徐鼇潤先生，其在《徐鼇潤紫砂陶藝論文集》<供春壺史>初考（下有副標題為：吳仕書童真名朱昌而“供春”為壺銘絕非人名）文中稱：“茗壺稱‘供春’實即明正德三年戊辰(1508)南解元吳仕本人鐫於其欲籍此推廣泡茶用壺於鏨上之‘壺銘’也。惟為顧慮及于其‘解元公’之身分，當時朝野間皆輕視於‘百工技藝’，故推託於湖洑山中群虎阻道之金沙寺中逸名老僧，及身邊之未尚成年的小書童朱昌，因未落作者‘名款’，其所鐫‘供春’二字，本屬‘壺銘一’。“按：據‘供春’一詞之定義，可解‘供’者指‘壺’，而‘春’即指明初所定散葉茶之‘先春’等貢茶名。”“吳仕的靈感是從沈周的《落花詩》中的‘供送春愁到客眉’句中挑出了‘供’和‘春’字”。

 

到這裡我們已知，“供春”確有其人，只是對“供春”其人有些爭議：一是認為一個少不更事的小書童，能精于陶藝各式及篆刻表示懷疑，並推定是由書童主人吳仕“研求式樣，代為署款”；二是認為“供春”只是壺銘，不是人名，吳仕書童的真名叫朱昌，“供春”壺銘是由吳仕本人鐫刻於壺上的。其實，在上述爭議的兩點中對吳仕書童制壺並沒有否認，主要是認為吳仕參與了（或創制）設計和鐫刻，以及對書童之名有異議。從“認為吳仕參與（或創制）設計和鐫刻”來看，說明作為泡茶用的紫砂壺，其創始與吳仕參與以及受到當時文人的影響是有直接關係的；從“對書童之名有異議”來看，清嘉慶二年(1797)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卷末•軼聞確有記載：“頤山舊僕朱昌，為公所倚任，後卒賴其力，門戶以全。朱有三子，長本吳，入籍杭，萬曆丙辰進士，後官陝藩。次宗吳，甲午舉人，德安知縣。三懷吳，庚子舉人，邵武同知。”但僅憑此條記載仍無法證明制壺的書童一定就是這位朱昌，因為，吳仕的書童究竟有幾位且朱昌是否曾隨吳仕讀書尚無史料佐證。我們只能說有可能是朱昌。此外，“供春”是壺銘之說亦值得商榷。就算是壺銘，但流傳至今已為大家所認同是吳仕書童之名（或已成為吳仕書童的代名，抑或原本就是吳仕書童的別稱）。在中國，自古除人名外，還有字、號、齋名、別稱等，名字只是一個人在社會上所使用的符號而已。而且有許多名人並非以姓名著稱，而是以字、號、別稱等著名。所以，在沒有確切史料證明之前，吳仕的書童還是以“供春”稱之比較妥切，它既可以是吳仕書童的別名，也可以是以吳仕書童為代表（或為假託）並有多種因素結晶的別稱。

 

二、供春是男是女？

 

這本來不是個問題，因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中有：“供春，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。”後浙江海甯人查慎行(1650-1727)在《宴清都》注中說：“供春，吳頤山婢名，始制宜興茶壺。”浙江杭州人周澍（1684-約1745）亦按查慎行的說法在《台陽百詠》注：“供春者，吳頤山婢名，制宜興茶壺者。”而吳騫在著《陽羨名陶錄》時，專為加注日：“供春實頤山家童，而周系曰青衣，或以為婢，並誤，今不從之。”但之後還是有人對吳騫的注釋仍有存疑或認為是婢女，為此，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辨析確認。

 

按照我國漢語詞語解釋，對“青衣”一詞主要指如下幾種：

 

1、戲曲人物中旦角名；

 

2、古代帝王、後妃的春服；

 

3、儒生；

 

4、明清時生員名目之一；

 

5、古縣名；

 

6、青色、黑色的衣服或穿青衣、黑衣的人。

 

前五種應該可以排除，最後一種即“青色、黑色的衣服或穿青衣、黑衣的人”的釋義為：漢以後，多為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裝。之後亦為地位低下者的代稱。具體多指：

 

(1)指婢女；侍童。漢蔡邕《青衣賦》：“嗷嗷青衣，我思遠逝，爾思來追。”唐穀神子《博異志•許漢陽》：“漢陽束帶上岸投謁，未行三數步，青衣延入內廳，揖坐雲：‘女郎等易服次。’”明馮夢龍《古今小說•李公子救蛇獲稱心》：“正觀玩間，忽見一青衣小童，進前作揖。”清袁枚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五：“紅粉能詩者多，青衣能詩者最少。”

 

(2)指侍女、宮女。三國魏曹操《與太尉楊彪書》：“有心青衣二人，長奉左右。”《北史•後妃傳序》：“青衣、女酒、女饗、女食、奚官女奴視五品。”

 

(3)指樂工。清富察敦崇《燕京歲時記•封台》：“八角鼓乃青衣數輩，或弄弦索'或歌唱打諢，最足解頤。”《紅樓夢》第十三回：“兩班青衣按時奏樂。”

 

(4)指役吏，差役。清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。齊天大聖》：“神取方版，命筆，不知何詞，使青衣執之而去。”

 

從上可知，“青衣”既可指婢女或稱侍女，也可指侍從（指隨從伺候之人）或稱侍童（家童、書童）及差役，並不是專指婢女或侍從（也可以說“青衣”是個無性別的中性詞）。而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中所指應該是地位低下的待從。可能周高起不知供春的年齡或不能確定是婢女還是待童，也可能周高起所說的“青衣”就是指待從。雖然我們不能確指周高起所說的“青衣”一定是婢女或待從，但周容與吳梅鼎則明確是指待童（周容所稱“小史”，即指待從、書童；吳梅鼎所稱“小童”即指家童)，所以，供春為待童應不必再有異議。

 

三、供春是否姓龔？

 

供春姓名，李景康在《陽羨砂壺圖考》中列舉了五種說法一是吳梅鼎《陽羨茗壺賦》序雲：“……名供春“；二是周伯高《壺系》雲：“見大彬所仿，則刻供春二字，足折聚訟雲”；三是吳槎客《名陶錄》雲：“世以其系龔姓，亦書為龔春”；四是于琨《重修常州府志》雲：“宜興有茶壺，……始于龔春”；五是《五石瓠》雲：“宜興砂壺創於……供春，及久而有名，人稱龔春”。根據上述五說，李景康稱：“梅鼎舉其名，故日供春；槎客及《府志》存其姓，故日龔春，是則姓龔名供春無疑……故正其姓名日‘龔供春’”。

 

但在李景康列舉的五種說法中，所引吳槎客《名陶錄》與于琨《重修常州府志》兩處均有錯。首先，吳槎客《名陶錄》所雲“世以其系龔姓，亦書為龔春”，那是引周高起《壺系》的原文（僅“系”與“孫”有差別），並將周高起注“見大彬所仿，則刻供春二字，足折聚訟雲”亦引錄，吳騫自注則雲：“供春，實頤山家童”；其次，于琨《重修常州府志》，為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刻本，在該志卷十物產雲：“宜興有茶壺，……始於供春”，並非“龔春”。其《府志》的依據應是《宜興縣誌》，而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的《宜興縣誌》（即徐志）亦雲：“供春制茶壺款式不一”。所以李景康以“槎客及《府志》存其姓，故日龔春”，並推論“是則姓龔名供春無疑”，根本無法成立。

 

其實，最早將“供春”說成“龔春”的，是明許次紓在《茶疏》(1597)中稱：“往時龔春茶壺”，以及明袁宏道在隨筆《時尚》篇(1598—1600)中稱：“瓦瓶如龔春、時大彬，價至二、三千錢，龔春尤稱難得”。因此，周高起在撰寫《陽羨茗壺系》時說：“世以其孫龔姓，亦書為龔春。”並注：“人皆證為龔，予于吳冏卿家見時大彬所仿，則刻供春二字，足折聚訟雲。”（這是周高起親見的也是最早的時大彬仿供春壺實物史料，足以令眾人折服，不應再有爭議。）完全否定龔姓。從周高起的說法我們可看出，因供與龔同音，“龔”為姓（所謂“世以其孫龔姓，”是因有龔姓的子孫，而“供”非姓），且“龔”古同“供”，人們就附會以龔姓，將供春亦書寫為龔春的。所以明末清初的劉鑾在《五石瓠》（約1644）中說：“供春，及久而有名，人稱龔春”。也就是說，由於供春有名很久，在被後人傳頌的過程中，有人把供春，傳說成龔春。

 

四、供春是否在金沙寺學制壺？

 

明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中說：吳仕的侍童供春，隨吳仕讀書金沙寺，空閒期間，學仿寺僧制壺。據宋鹹淳四年(1268)《重修毗陵志》卷第二十五載：“廣福金沙禪院，在縣東南四十裡，唐陸希聲讀書山房。熙寧三年賜額‘壽聖金沙’，隆興改今額。”清嘉慶二年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卷末，寺觀載：“金沙禪寺，在縣東南四十裡，唐陸希聲讀書山房。後改禪院，宋熙寧三年賜額‘壽聖金沙’，隆興初改‘廣福金沙’。岳忠武至此，嘗題其壁。明改為寺。”其中金沙寺與唐陸希聲讀書山房是什麼關係呢？亦據宋鹹淳四年《重修毗陵志》卷第二十七載：“陸相山房在頤山，唐陸希聲解相印嘗隱居焉。自號君陽遁叟，著《頤山錄》，窮幽極深，間得其勝，輒命以名。”該志卷第十五載：“頤山，在縣東南三十五裡，陸希聲退隱於此。謂東走震澤，震為雷魚龍之所蓄，有頤之象故名。著二十有七詠，記台池、泉石、林木之勝，載《頤山錄》。"可見，頤山與金沙寺雖同一個方向，但至少相差有五裡，並不在一處。那麼《毗陵志》卷第二十五說：“金沙禪院，唐陸希聲讀書山房”又是怎麼回事呢？這也是導致後人多有誤為金沙寺在頤山的原因。首先，我們來看看唐陸希聲的《君陽遁叟山居記》（見《四庫全書，唐文粹》卷七十五），其中雲：“遁叟以斯世方亂，遺榮於朝，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。地當君山之陽，東溪之上，古謂之湖湫渚。遁叟既以名自命，又名其山日頤山，溪日蒙溪。將以頤養蒙昧也。”陸希聲，字鴻磬，唐代蘇州府人。博學善文，尤工書，通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老子》。唐僖宗(862-888)時曾為右拾遺，昭宗(888-904)時召為給事中，拜戶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以太子少師罷。隱居陽羨（今江蘇宜興）君山之陽，號君陽遁叟，並著《君陽遁叟山居記》。記中所說君山，清嘉慶二年(1797)《士曾修宜興縣舊志》卷一•疆域志•山川稱：“君山，在縣西南二十裡，舊名荊南山，俗名銅官山。”㈤而陸希聲當時實際隱居“湖湫渚”（應為“湖袱渚”，今宜興市湖滏鎮），在君山（即銅官山）東南，即所謂“君山之陽”。由於後人仰慕陸希聲隱逸山林及頤山幽深其勝，而有了名氣，至北宋熙寧三年(1070)賜額的“壽聖金沙”禪院與其相距僅五裡，且南宋建炎三年(1129)岳飛曾途經金沙禪院並題詞於壁，所以凡後有文獻記載金沙禪院（或寺）的，都會提到陸希聲及頤山，或將兩地混為一處。如南宋詞人葉夢得(1077-1148)㈤在其《避暑錄話》卷上（見《四庫全書》）中就將陸希聲所記“君山”誤為“君陽山”，並將“君陽山”、“頤山”、“金沙寺”、“陸希聲故宅”混為一處。其次，與宜興有著親密姻親關係的南宋左丞相周必大(1126-1204)在《泛舟遊山錄》(1167)中說：“乙未，早過湖袱鎮，跨溪有橋，號侍郎橋，……飯于金沙寺。登頤山，訪講易台、酌潛、虯泉，皆希聲遺跡也。寺有嶽飛己酉崴留題刻石，詞甚壯。“周必大是親自遊覽，《遊山錄》中說的很清楚：飯後，登頤山（關鍵是這個“登”字），訪陸希聲遺跡。說明金沙寺不屬於頤山陸希聲遺跡，只是先在金沙寺吃飯。金沙寺與頤山完全是兩個地方。因明周高起在撰寫《陽羨茗壺系》時距吳仕的年代有一百多年，當時對紫砂壺的起源主要是根據吳洪化（字迪美，吳梅鼎之父）等收藏家及當地陶人的傳說。傳說中吳仕攜侍童供春至縣東南的丁蜀附近山裡寺院處讀書，供春空閒期間學制茶壺，且吳仕別號“頤山”（並著有《頤山私稿》十卷，吳仕別號可能源自陸希聲所名“頤山”之深意），這自然就與唐陸希聲讀書山房、頤山、以及金沙寺聯在一起，由此傳為（或周高起推斷為）吳仕讀書金沙寺。如果吳仕讀書金沙寺，那麼供春學制壺亦就在金沙寺。但這僅是根據傳說或推斷。

 

五、供春是否在大潮山寺學制壺？

 

除明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中說：吳仕“讀書金沙寺中”外，明周容在《宜興甆壺記》中說：“大朝山老僧傳（吳仕的侍童）供春”。供春應在大朝山學制壺。清吳梅鼎在《陽羨茗壺賦》中則說：我的。從祖拳石公（吳仕，攜侍童供春）讀書南山（即大朝山）”。那麼，吳仕讀書及供春學制壺，究竟是金沙寺還是大潮山寺呢？

 

清嘉慶二年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卷一，疆域志•山川載“大潮山，一名南山，在縣東南五十裡。”⒄該志卷末•寺觀載：“大潮福源禪寺，在縣東南五十裡。名大潮庵，元末毀。明洪武初僧雪庵淨重建。正統十二年僧道性再建，請以廢寺“福源”舊額名之，遂賜今額。”⒅大潮山寺距金沙寺相差十裡。如果在前面一個問題中，對周高起根據傳說或推斷為吳仕讀書金沙寺還未徹底澄清的話，那麼周容和吳梅鼎所記（尤其吳仕是吳梅鼎的從祖）讓我們有了更能相信的依據。特別是吳梅鼎所說“南山“，在吳仕所著的《頤山私稿》中有幾處亦寫到。如：《頤山私稿》卷一《送陳虞山》詩雲：“夢迥雙闕雨，帆落五湖雲。我屋南山下，他年為爾分。”㈣同卷一《菊圃》詩雲：“小隱南山下，移花忽滿林。霜枝香引玉，秋影細浮金。冉冉歲年晚，娟娟風露深。吾廬喜隣並，荷鍾欲相尋。”《頤山私稿》卷二《元日奉宴鶴坡侍禦諸君子于頤山草堂記事》詩中雲：“江右藩垣誰並駕，魯東仙吏是前朝。慙予亦忝春官屬，思向南山拾墮樵。”以上詩中說明，吳仕在“南山”（即大潮山）有房舍，此房舍可能是吳仕之父吳綸（1440-1522）留下的別墅，清嘉慶二年(1797)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卷八•隱逸載：“吳綸字大本，性耽高尚，創別墅二於溪山間，南日樵隱，北日漁樂，逍遙其中，自擬陶潛，號心遠居士。”南面的“樵隱”到了吳仕時已名為“頤山草堂”；北面（相對于南而言）的“漁樂”，應是後名的“水月庵”（即北庵），此處清嘉慶二年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卷末•寺觀有記：“水月庵，在縣南六裡石亭埠東，俗名北庵。本參政吳仕別業，名石亭山房。沈啟南、文徵仲、王元美、唐荊川每過荊溪，輒寓於此。仕曾孫炳殉難粵西，後改為僧舍。”從上不難看出，吳仕為什麼會到距縣城幾十裡的山裡去讀書了，是因為那裡有吳仕的房舍（或別墅）。所以吳仕在大潮山讀書應無可置疑，而供春亦應在大潮山學制壺。

 

六、供春是否紫砂壺創始者？

 

說到紫砂壺的創始，必然要談及紫砂陶的起源。至目前而言，大致有兩種觀點：第一種為宋代起源說；第二種為明代起源說。我們暫且不論紫砂陶究竟起源於何時，但為泡茶之用的紫砂壺應肇始於明代中期。記載宜興紫砂壺創始的最早古籍文獻——明末周高起的《陽羨茗壺系》在序文中稱：“故茶至明代，不復碾屑和香藥制團餅，此已遠過古人。近百年中，壺黜銀錫及閩豫瓷，而尚宜興陶，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。”《陽羨茗壺系》約撰於明崇禎十七年(1644)，由此上推一百年為明代中期的嘉靖二十三年(1544)，這與出土紫砂壺中紀年最早的明嘉靖十二年(1533)吳經墓提梁壺在時間上基本吻合。也就是說，明初（即“前人”）的飲茶方式較明以前（即“古人”）有了改變，而明嘉靖中及後（即“近人”）因時尚宜興紫砂壺又較明初（即“前人”）有改進。可見，從飲茶方式的煮茶到泡茶的改變，才有了紫砂壺由煮茶到泡茶的改進。這期間，葉茶沖泡取代團茶烹煮以及紫砂壺的問世，亦有一個漸進的過程。所以，宜興紫砂壺的創始應在明正德、嘉靖期間，此前引《陽羨茗壺系》、《宜興甆壺記》、《陽羨茗壺賦》中所提到的“寺僧”和“供春”創制紫砂壺也相吻合；而以沖泡葉茶之用的紫砂壺的興起應在明嘉靖年間。前面已講到，周高起說：是（金沙）寺僧從做缸甕的陶工那裡學到用細缸土而製成壺，供春是偷著學仿寺僧制壺從而成名；吳梅鼎說：是供春見當地的陶工製作日用陶器，憑其悟性，從中參悟到了制壺的方法，創制了紫砂壺。並沒有提到寺僧，僅在《陽羨茗壺賦》的注中記有：“時有異僧繞白碭、青龍、黃龍諸山，指示土人日：‘賣富貴土’。人異之，鑿山得五色土，因以為壺。”（這與周高起在《陽羨茗壺系》中所記“壺土初出”傳說相同）；周容則說：（大朝山）寺僧草創制壺，僧傳於供春，供春使紫砂壺得以發揚光大。其中周容是于清順治十一年甲午(1654)春來宜興的，當時接待周容的就是吳梅鼎，周容在宜興住了近一年，周容是在與吳梅鼎和許龍文等紫砂藝人進行詳細的交談、探訪、親自觀看紫砂藝人的製作和燒成過程、賞閱紫砂名人的藏品等，並在周高起後（應參考了周高起考察和研究宜興紫砂的有關情況），才撰寫成《宜興甆壺記》，所以，周容所記是相對客觀的。也就是說：寺僧草創制壺，開始只是用於煮水或煮茶；而真正以泡茶而創立製作茶壺的方法並使其發揚光大是從供春開始，由此使紫砂壺以泡茶逐步替代了煮茶。總之，由於明太祖“廢除團茶”、改制“茶葉為貢”的詔令，使飲茶方法有了改變和多樣化，並使餅茶逐步被散形葉茶所代替，而在宜興這樣一個既盛產茶葉聞名又製作陶器悠久的地方，加上當時文人飲茶習尚的影響和吳仕的參與，為泡茶之用而創制的紫砂壺應運而生，這個創制紫砂壺的創始者就是“供春”。

 

七、供春是否有作品傳世？

 

從目前已有的資料來看，至今還沒有出土的供春壺實物，只有少量的所謂傳世品，由有關博物館或私人收藏。

 

其中最著名的有兩把：一為“樹癭壺”，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（現改名為：中國國家博物館）；另一為“六瓣圓囊壺”，藏香港茶具文物館。兩壺為多家紫砂圖錄或書籍收錄介紹過，此處不再贅述。學界基本否定該兩壺為供春壺真器，其理由主要為：一是技藝，供春制壺時工藝並不成熟，而此兩壺的製作技藝已十分純熟；二是泥質，此兩壺泥料的細膩程度，是供春時期所無法達到的，其質地與供春時相去甚遠；三是款識，在整個明代，紫砂壺落款者主要是用竹刀或鋼刀刻楷書款。而比供春晚的紫砂大家時大彬，早期還是請人書刻，到了晚期才做到運刀成字、自己刻款。所以’不可能有如此嫺熟老到的刻款，另《樹癭壺》在鏨下刻篆書款也與文獻不符；四是燒成，供春時期壺是放在缸壇一起同窯燒造，還未用匣缽，壺身肯定會掛釉淚殘(1533此兩壺全身未見釉淚’應是裝在匣缽中燒成的；五是比較，此兩壺與出土的明嘉靖十二年(1533)吳經墓隨葬提梁壺及明萬歷時大彬壺比較，其工藝前者（兩壺）竟比後者（出土壺）先進。綜合幾方面來看，兩壺肯定不是供春所制，而是後人所為。“樹癭壺”與“六瓣圓囊壺”可能是清代康熙年間或是20世紀20-30年代上海灘仿古風潮時所仿，當時“幾乎所有的紫砂界高手都被延聘上海’對歷代名家作品進行精心仿製，燒制出難以統計的仿名家款作品，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舊器實物，且水準極高，遺存至今，，（古陶瓷專家張浦生先生語）。但所仿兩壺者，畢竟都是紫砂名家，其作品仍有很高收藏價值。

 

其次是浙江烏程(今吳興)人龐元濟(1864-1949)先生藏有供春“梅花漢扁壺”一具，後散失，然他撰有紫砂器藏品集《虛齋名陶錄》稿本，存其拓圖：壺作漢扁型’平蓋’壺面及壺蓋上有貼花梅枝飛蟲兩枚，壺底有楷書“供春”款字，壺高7.1釐米、寬13釐米。郭若愚先生認為，此壺極有可能是時大彬的仿製品。因該壺只有拓圖，未見其技藝，泥質等，雖可否定是供春真器，但尚無法判定是否確為時大彬所仿。

 

再有就是根據《陽羨砂壺圖考》記載，在明代著名收藏家，鑒賞家項元汴(1525—1590）的《項氏歷代名瓷圖譜》中載錄兩把供春壺傳器。我們現在看到的《項氏歷代名瓷圖譜》版本主要是1931年由北京觶齋書社出版（郭葆昌校注、福開森參訂）的《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》，其原文為：

 

“明宜興窯變褐色龔春茶壺：

 

明宜興窯變褐色龔春茶壺，壺制不知何仿，高低大小如圖。夫宜興一窯，出自本朝武廟之世，有名工龔春者，宜興人也。以粗沙制器，專供茗事，往往有窯變者，如此壺者，本褐色也，貯茗之後，則通身變成碧色，酌淺一分，則一分還成褐色矣。若斟完，則通身複成褐色矣。豈非造物之奇秘，洩露人間，以為至寶，與下殊紅茗壺，咸出之龔制也。余曾一見於京口靳公子家，並下茗壺，俱為南都張中貴以五百金購去雲。

 

明宜興窯變殊紅龔春茶壺：

 

明宜興窯變殊紅龔春茶壺，壺制不知何仿，高低大小如圖。其貯茗變色之異已具前說，茲不復贅矣。夫怪誕之物，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以餘之未信者，是餘未經目見也，今見此二壺之異，信然有之矣。”在“明宜興窯變褐色龔春茶壺”標題後及“則通身複成褐色矣”後分別有郭葆昌(1879-1942)的校注：“供春姓龔氏，明正德時人，宜興吳頤山之家童也，隨頤山讀書金沙寺，寺中老僧善制沙器，春竊其法，遂工制壺，以此知名。案：壺為沙胎，又無泑果，近於匋器，不與瓷類，可弗入譜。”及“案：壺用久則茶漬深，貯茗略現碧色，理或有之，非窯變也。著如項氏說，通身轉變，分明若此，似不近情。”《陽羨砂壺圖考》作者李景康在引錄項氏記載後有按語雲：“注茗變色之說，似屬齊東野語，壺非透明體，本驗證信。項氏自言親見，故照錄之雲爾。”可見郭葆昌與李景康都不相信有“變色壺”。我們暫且不論此兩壺是否“變色”，而是項元汴載入圖譜的兩把龔春壺是否真有其事？首先，學界認為《項氏歷代名瓷圖譜》是偽作，這是有一個長期在中國進行考古的法國東方學者叫伯希和提出的，其在1936年的法國《東方學刊》32期上發表了《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》一文，後至1942年在《中國學報》2卷2期發表了此文的譯文。伯希和縝密的論述與研究結論，令人無可辯駁，認為偽書的基礎是宋代的《考古圖》和《博古圖》，其篡改的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則是《紹興稽古圖》、《格古要論》等，進而進行雜湊、改編、臆造而成。當時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積極反應，而且達成基本共識，認定此書為偽書，作偽時間為17世紀中葉或末期（約1650-1699）；其次，既然《項氏歷代名瓷圖譜》是偽書，那麼圖譜中的兩把龔春壺自然也有問題了，至少在時間上這兩把壺應該是清初順治時或康熙時才有，肯定不是明代的項元汴親見。至於載錄圖譜的兩壺文字和壺圖，是根據當時有人所見還是偽書作者自己所見而據實記載或有誇張，抑或臆造而成，已不得而知。

 

另有明代寧波茶人聞龍(1551-1631)在明萬曆三十六年(1608)前撰寫的《茶箋》中記：“老友周文甫（制爐名家），……嘗蓄一龔春壺，摩挲寶愛，不啻掌珠，用之既久，外類紫玉，內如碧雲，真奇物也。後以殉葬。"（見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本）這把供春壺被用作陪葬之物，可見周文甫生前對此壺酷愛之至。

 

之後明張岱(1597-1689)在《琅繯文集》（約1654）卷之五中記有兩條銘文，一是“龔春壺銘”條雲：“古來名畫，多不落款。此壺望而知為龔春也，使大彬冒認，敢也不敢？”二是“李錦城龔春台銘”條雲：“諸妙畢備，慚愧！慚愧！”並注：“道子收藏，泥細如面，出款卓葷，氣樓一聳，大非今人所及。”前條因無詳載該壺的形制，使我們無法見其梗概；後條龔春台即台盞，應是茶盞，不過張岱所記供春制有茶盞是否可信？當存疑。

 

還有明吳梅鼎在《陽羨茗壺賦》中對供春壺的描述：“圓者如丸，體稍縱為龍蛋，壺名龍蛋。方兮若印，壺名印方皆供春式。角偶刻以秦琮，又有刻角印方。”說明供春壺式有：龍蛋壺、印方壺、刻角印方壺。

 

此外，明清仿製的供春壺主要如：《陽羨茗壺系》的作者周高起在大收藏家吳洪裕（1598一約1648）家中見過時大彬所仿並刻有“供春”款的“供春壺”。另有時大彬所仿“供春龍帶壺”二具，一為香港茶具文物館收藏，壺底刻“大彬仿供春式”楷書款；一為重慶市博物館藏，壺底刻“成曆丙申仿供春制大彬”款。還有清末制壺名家黃玉麟曾製作“供春樹癭壺”多把，此壺造型已成為當今紫砂藝人仿製、學習的主要樣本之一。

 

綜上所述，供春是紫砂壺的正真創始者，儘管我們都未見到過供春壺的真容，但作為最早一代“天下之良工”的制壺技藝，通過時大彬的參悟和傳承至今，在紫砂陶工藝史上記載著第一個名字叫“供春”，其紫砂壺鼻祖的地位是不會動搖的。